丘成桐的肖像。彰武长辉
丘成桐与参加“2021丘成桐中学科学奖”全球总决赛的部分选手和一线教师合影。
我从事数学研究已经五十多年了。在我看来，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。它是通过系统的、逻辑的方法去发现自然的真相，是对实验科学的补充。通过实验科学，我们可以找出真理的方向，但仅靠实验科学是无法找出真理的。只有通过逻辑方法和有序的证明才能发现真理——这是数学家的工作。
遭遇卡拉比猜想
1969年，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，口袋里只有不到100美元。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。这是我一生研究的开始。刚到伯克利时，我渴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吸收数学知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数学书，如饥似渴地学习代数拓扑、微分几何、微分方程和群论，旁听了一些其他课程，比如广义相对论。我也有兴趣参加各种讨论课，包括偏微分方程，数论，复几何和代数几何，调和分析和遍历理论。我涉足任何与我的研究无关的课题。这个习惯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。
在UCB图书馆，我遇到了卡拉比猜想，我的心弦突然产生了共鸣。卡拉比猜想则不同，连接了几何学的某个领域，深而广。但是，我知道拉比猜想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必须持之以恒。前三年我一直在努力找反例证明猜想是错的。就在大家以为我真的推翻了这个猜想的时候，卡拉比的一封信把我惊醒了。我很快做出了180度的转变，并致力于证明卡拉比是正确的。我又花了三年时间才最终证明了卡拉比猜想。这不仅是几何分析的第一次重要胜利，而且解决了代数几何的一些重要问题，并对后来的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1979年，我和学生孙理查德用几何分析解决了一个困扰物理学家50多年的难题——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。我们已经证明，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，物质结构是稳定的。这是数学、物理、几何结合的经典范例，至今仍有重要影响。
我和我的朋友、学生一起，进一步把几何和分析结合起来，接触其他现代学科，为几何分析的完善和现代化做出了许多贡献。这个学科到现在还是很厉害的，可见其深度。我很荣幸见证了一个学科的成长。在20世纪，几何在许多学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的研究以几何为主，扩展到微分方程、代数几何、拓扑学、数学物理、理论物理的广义相对论、高能物理的弦理论，利用应用数学中的共形理论和最优传输解决图像处理问题。
王国维曾摘录三首宋词，描述古今大业、大学者必经的三种境界。对此，我深信不疑:我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，要找准一个制高点，对整个问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，那就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天边”；然后，不睡也不睡地投入其中，即“不悔衣装越来越宽，为伊憔悴”；终于，我灵光一闪，看到了彻底证明的办法。所谓“人寻他千遍，蓦然回首，人在，灯火阑珊处”。
父亲的言行
我父亲很博学。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学院任教。先后讲授《中国古代史大纲》、《中国近代史》、《经济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儒家哲学史》、《西方哲学史》等。在艰难中，他总是对学习最感兴趣，不抱任何功利目的。这一点一直让我敬佩和自豪！
从十岁左右开始，我就看到父亲埋头读书，经常在家和学生交流。当时我还小，印象中他们交流讨论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包括古希腊哲学、西方哲学、东方哲学的比较等等。虽然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很难理解，但它们开始启发我思考相关问题，培养我的抽象思维能力。他对我父亲的诗词颇有造诣，经常给我讲解相关知识，还让我背诵名家名句。小时候总是调皮懒，但还是努力学习，背了一点。
我的父亲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，他经常教导我们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有机会为我们的国家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尽我所能。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，40多年来我一直立志要把中国的科学，尤其是数学，推向世界前列。为此，我充分利用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，汇聚国际高端学术资源，先后在大陆、香港和台湾省设立了8个研究所。
父亲有崇高的学术追求，写了大量的学术手稿，却英年早逝。他生前没有条件在付梓出版这些书。直到20年前，我才有机会请人帮忙编纂它们。我把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对父亲印象深刻！最近终于整理出版了父亲的《中西哲学思想》，是丘振英先生的哲学史讲义，作为对父亲的纪念。
追寻自然的奥秘
虽然父亲不是数学家，但我能成为数学家，现在专注于数学教育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影响。从小父亲就一直教育我要追求和发现自然中蕴含的真善美。这让我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，然后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，走上了数学教育的道路。
2021年，我在清华大学牵头成立了求真学院，旨在培养数学科学方面的领军人物。我要培养的不是竞技型人才，也不是普通的数学家，而是真正有能力、有抱负、懂数学、有科学、有文化、有内涵的“通才”。希望数学这门学科能在国内更好的建立起来，培养出一批学习观纯粹的年轻人，希望他们走自己的路。
求真书院的校训“求天人之乐，扩千古之心”，源于父亲写的一副对联，我略加修改。“求天乐”就是在追求自然奥秘的过程中，找到最有意义、最有趣的地方。所谓“兼容并蓄”，就是要胸怀宽广，兼容并包。学习不应该只是为了高考，为了获奖，为了当院士，而是要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轨迹，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目前，求真书院有200多名学生，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找来的最优秀的孩子。八年的“通才”培养计划，就是让他们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，沿着数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。在求真书院，学生一方面接受数学和物理基础知识的严格训练；另一方面，要学习数学史、科学史、文学等通识课程。，养成宏观的科学观和数学观，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。
文化素养很重要。
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，文化素养很重要。我见过很多大学者，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。例如，安德烈·韦伊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，是数论和代数几何的大师。他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，还懂印地语、梵语、拉丁语和多种古典学。
文化修养可以是诗歌，音乐或者其他方面。我喜欢诗词歌赋，它们和数学不一定有直接关系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们都源于对美的追求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文学和哲学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和思想，同时又汇聚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各种思想，是科学发展的土壤。没有这样的土壤，一流的学习是发展不起来的。大学和中学都应该提供这些土壤，让学生和老师种下思想的种子，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。只有这样，一流的知识才能慢慢发展起来。
学习要看全局，看学习的整个趋势是什么样子，才能判断重要的方向是什么。很多人在解决小问题的时候是开心的；只有少数人从整个知识流动中考虑，从大局中找到自己的方向，做出重要贡献。
真正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学者，一定是有深度的。历史上的大学者，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牛顿、笛卡尔、爱因斯坦，都看得深远。他们的工作是深入研究自然规律。太阳如何运动，其他行星如何运动，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人类。伽利略的时代对牛顿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这些科学家不仅解决了这些问题，而且给出了严格的证明和计算。
这些渊博的知识，这些大学者的成就，都源于他们对自然的好奇，而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。如果仅从实用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成果既不能提高产量、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，似乎价值不大；但是，正是这样的成就，这样的知识，对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有这个志向，用心感受自然，真诚热爱自然，努力探索自然，长期致力于一些基础性的、影响深远的研究。要努力培养一批思想纯洁的学者，他们既有探索自然奥秘的由衷热情，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。只有这样，中国的科学才能赶上世界一流水平。
以一流的学习为目标。
为了成立求真书院，我们准备了十几年，包括为书院聘请世界级大师。我邀请了菲尔兹奖获得者谢尔·伯卡尔、数学物理大师尼古拉·莱·谢蒂金等。有了大师，学生也会逐渐被他们的学风所感染。看着一个重要的、有学问的大师不断思考、建构、尝试、前进、失败，学生们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在读数学史和科学史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大数学家都是在大师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比如20世纪初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希尔伯特，就培养出了赫尔曼·沃尔这样的大学者。
当时我和父亲一起去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。虽然我不明白他们在讨论什么，但我被那种氛围所影响。我父亲的观点很宏大。和学生谈论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，我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感觉思考的过程很奇妙。我喜欢我父亲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哲学。当时上小学，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，只留下一些印象，但对我后来的学习帮助很大。以后翻翻哲学书，就知道哪些是大家，哪些是重点了。父亲也对一些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比较，让我明白了做一个学者不能迷信权威，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。
培养一批一流的数学家是我的特长和梦想。在努力办好求真书院的同时，我也在全国各地的中学培养初中生，让孩子们更早的发挥所长。让十三四岁的学生接触到博大精深的数学文化，学到一流的知识。不是鼓励年轻人，也不是弯道超车，而是培养数学文化。求真书院每年招收100名学生。五六年后，会有几百个学生。如果他们将来能成为基础科学的领军人才，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趋势将被他们改变。这不是主观臆测，而是基于现实得出的结论。例如，在美国，最重要的数学家只有一两百人。美国能够在基础科学上不断取得突破，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有一两百名世界顶尖的数学家。
如果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伟大的、基础的知识是不会开花的。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，从基础做起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让数学文化的种子在一批优秀的中国学子心中生根发芽。现在带着求真书院的学生在各地举办数学史讲座。通过这一点点努力，中国的数学文化是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。
希望国家和社会能接受这种培养本土领军人才的理念，这样我们才能走自己的路！
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、科学出版社和本报联合推出。
